2018年11月21日下午，松美術館聯合墻藝術舉辦了題為「中國的城市雕塑路在何方？——對奇葩城市雕塑的探討與思考」的“松間對話”。此次對話邀請到了中央美院教授、設計學院的院長王中，以及藝術家陳文令，兩位老師對城市雕塑之路進行了探討，從城市雕塑、公共藝術一直延伸到它的文化屬性和社會屬性，對話不僅發人深思，且深入淺出、風趣生動。

從左至右：墻藝術執行主編丁曉潔，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城市設計學院院長王中，藝術家陳文令

本期推送小編就與大家分享此次“松間對話”的精彩內容。

“不合時宜”的城市雕塑

王中：城市雕塑這個話題在今天的語境下談，總感覺不合時宜。因為我們現在談的城市雕塑是中國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如果把一個城市比作是，60%是“硬城市”，40%為“軟城市”，“硬城市”就是它的功能、布局等。中國這幾十年的發展，“硬城市”板塊是的。比如中國很多一、二線城市機場，硬件設施基本超越歐美、西方。但還要看到剩余的40%，我把它稱之為“軟城市”，中國有幾個城市的“軟城市”做的比較好，如果再看塔尖上15%城市的靈魂，就是城市的心智、城市的藝術，這個差距就太大了。

城市雕塑從本意上是希望提升城市的美譽度，但整個思路我個人認為還停留在妝點城市。如何讓藝術真正植入到城市基理，并讓城市釋放活力，給城市文化帶來生長性，這才是今天重點討論的話題。

我覺得它不僅僅是一種物化的構筑體出現在城市中間，今天中國很多城市雕塑更大的問題是跟這個城市沒有關系，藝術性又不夠。丹麥的“美人魚”是城市雕塑，它代表的是丹麥、哥本哈根，不僅僅是因為雕塑本身，而是因為它是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中的主人公，背后有其文化性。

丹麥美人魚雕像

陳文令：王中老師是我在中央美術美院的導師，接著他剛剛講到的“軟城市”，城市雕塑這個詞在今天確實不太合時宜，因為城市雕塑有點繼承前蘇聯的說法。城市里面要有雕塑，今天的中國其實農村也需要雕塑。雕塑承載的范圍在中國歷史上，真得要讓雕塑走向千山萬水。

我做城市雕塑并不多。很長時間里，做雕塑需要一個甲方跟乙方。甲方就是權利跟資本的雙重結合，藝術家的意志講不過資本的意旨，我在20幾年前到現在都是勢單力薄。我偶爾做出幾件擺在公共空間，以公共藝術作為城市藝術，這是對我的一種獎賞。

陳文令《共同體》

像我這樣類型的藝術家、雕塑家會越來越多，正如王中老師所說，在城市化進程中，要呈現給我們更具藝術靈魂的東西。一個人、一個城市、一個、一個民族，最后PK的是軟實力。

之前談到城市雕塑，我會覺得要做個20米、30米的巨大雕塑，但現在我會覺得或許并不需要那么大，而且每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藝術家的機會。一次，我去臺灣一個陶瓷街，遠遠看到墻上面有一只鳥似乎很驕傲的站在圍墻上面。因為剛剛入冬不久，臺灣刮起風來很刺骨。我想這個鳥這么有風骨，大家都跑了，這只鳥頂在那個地方，挺引起人注意的，離近一看是只雕刻的麻雀。這只麻雀的創作者可能不是雕塑家，或許就是哪家的老阿姨或者是誰家的小孩子，家里雕刻的寫實麻雀太多，拿一只放在上面。這個事情給我印象很深，我覺得城市雕塑小到自己家園的門戶，就可以有一個城市雕塑概念。

我覺得要有一種文化訴求，一種意識互動與評判，才能達到“軟城市”的魅力。一個城市的魅力像洋蔥一樣，乍看不好看，等你走近看一層一層剝到它的心很耐看。就像一個人的思想、一個城市的靈魂，怎么閱讀都閱讀不盡的一種人文精神。

城市雕塑為什么沒有貼近人心

王中：剛才文令先生說的實質是公共藝術，公共藝術沒有太多的闡釋，簡單講就是公共+大眾+藝術。它就是一個唯公眾所能審美的內容，某種意義上講很多藝術家做公共藝術，并不是被公共的審美所帶入，他要把他的藝術降低高度，影響更多的人。

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就是空間話語權的問題，福柯說，“空間的歷史就是權利的歷史”，這毫無疑問。國外一個的建筑師說：讓我看到你的城市，我就能知道這個城市的居民文化訴求是什么？這句話在中國就沒辦法這樣表述。中國是“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市長的審美什么樣。”市長的審美可能決定著一個城市，這是很可怕的。

在整個體制無法健全的時候，是不是有別的路徑呢？松美術館所做的事情，就很重要，不要小看日常的公共審美教育。比如說臺灣的公共藝術系統，專門有一項叫做小學生的窗口，它是一個項目。小學生從小從他們家，從窗戶往外看，從教室往外看，看到什么樣的景象，就決定著他未來的審美。

松美術館《感同身受》展覽現場  

我們說公共藝術提升城市審美、提升文化品質這些都很重要。公共藝術的深層價值是培養一個民族的審美，這種審美意義重大，不僅僅提高大眾的素養，還包含創造力。今天是一個指數發展的時代，不管是人工智能、大數據、黑科技、生物技術、虛擬現實、4D打印，改變了人類所有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依然要說，如果科技和人文不能找到很好結合坐標點的話，人類未來是不會美好的。美國航空航天局在探討人類未來去太空怎么生存的時候？開始請的全是藝術家，因為藝術家的想象力有可能會超越一個時間的局限性，這很重要。

陳文令：我這幾年一直處于相對獨立的狀態，平時參加了不少相關的雙年展、公共性藝術展，它沒有太多規定要做什么。對于我們來講，既然你請我在那里展覽，我會考慮到在地性。在地性有一種歷史的在地性，還有地貌、地沿的在地性，還有風土人情各方面的在地性。

藝術作品要有一種在地性的文化。在地性或者是社會性、公共性是一個公轉系統，作為藝術家要有一種的排他性，個人的價值。以公性和個性并存，我覺得今天中國所有的城市包括農村，應該有更多這樣類型的東西產生。

比如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在漫山遍野的稻田做出來的藝術一直重視在地性，廁所都是他們的展覽空間。所以現在他們風生水起，基本上整個亞洲把他們作為大地之父。德國提出人人都是藝術家，現在是處處都是美術館的時代。

2018年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作品

在全世界所謂的大雕塑里，越大越冒險。做很大容易成為一個“恥辱的紀念碑”，凡是有才華、嚴肅、有理想的雕塑家，對大雕塑會非常的重視。

大型雕塑是需要經過千百年考驗的作品，非常難做。看到大雕塑就會給人聯想到一個城市，就像人的身體，如果一個城市只有身體沒有眼睛，這顯然不夠平衡。例如到了紐約看到自由女神，自由女神其實就是一個眼球。再如悉尼歌劇院，巴黎的埃菲爾鐵塔等，與其說它是一個建筑，不如說是雕塑。

讓藝術“塑造”城市

王中：我近兩年推出個主張，叫“60%的公共藝術”。簡單解釋是藝術家整體的策劃是，實際完成是60%，另外40%一定要留給在地，留給與人之間的關系，甚至跟風雨、日月星辰發生的關系，產生的發酵共同作用，這是一個概念。這個里面的核心主張：在地性、互動性一定要。今天在談城市雕塑，我認為“塑”不是名詞，它應該是動詞。換句話說應該讓藝術“塑造”城市。

當我們看到西方好的作品，它是一個物化的載體。但我們不了解它背后的文化密碼是什么。比如美術史告訴你杜尚拿一個“小便池”倒過來就是《泉》，用它開創了一個時代。你不知道它這個《泉》是要顛覆安格爾的古典主義審美，來確立現代主義，很多事情都是要這樣解讀。

杜尚《泉》

安格爾《泉》

在國際公共藝術發達的，更多采用是公共藝術計劃。有很多城市在網頁公開征集公共藝術計劃。全球藝術家都可以去投，不見得都是藝術家，可能一個文學家有想法都可以去投稿。比如西雅圖有個社區征集公共藝術計劃，一位藝術家做了一只豬，豬蹄印在地面幾百米。因為在那個社區這只豬很有名，它在1985年美國西部舉行動物比賽得。那頭豬家喻戶曉，原來也給那頭豬塑過頭像。它的著眼點是策劃每年為豬過生日，帶動的是一個文化藝術節。每年會有新的策劃，有時候會把豬翻成很多模型，孩子、游人都可以去畫，藝術家也可以去畫，拉動了非常多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甚至能帶來衍生品。比如這只豬的冰箱貼、鑰匙鏈賣得很好。

公共藝術某種程度講是當代文化的現象，最的公共藝術之一，克里斯托的《包裹帝國大廈》只維持了三周，為什么會有這么巨大的影響力呢？藝術家為了包裹帝國大廈，努力了24年，從1971年開始說服那個市長，直到1995年紀念兩德統一。2008年，這名藝術家來中國，想為北京奧運助力，用布把天安門包起來，當然并未實現。

克里斯托《包裹帝國大廈》

所謂的公共藝術，如果所有人都認為它是對公共妥協的藝術，就是對公共藝術的無知。公共藝術就是一種策略，更深層的它要顛覆大眾的價值觀，它要引導大眾向更高的文化去走，才有價值。中國的城市雕塑我覺得它處于很悲哀的狀態，不但不能引領，還成為一個城市的垃圾。一部電影沒有拍好，三個月以后電影博物館封起來了。一件公共雕塑沒做好，孩子每天看著它，真得是很難受。公共藝術不在于作品本身，在于作品背后是否有文化生長性，是否跟人之間產生發酵反應，這才是價值所在。

這些年我一直在推動關于公共藝術法規的建設，在發達它是一個強制執行的法律。像日本包括很多城市叫景觀管理委員會，對一個街區的規劃細到建筑的高度、建筑的色彩、采用什么材料、哪個地是藝術，藝術的更佳駐足點在哪兒，整個系統規劃出來以后，誰都不能變。所以它的城市符合審美、符合文化。公共藝術委員會通常9-11人，一般有2位是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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