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为什么要结束强势美元政策

1. 特朗普为什么要结束强势美元政策

这是经济学的问题
简单来说汇率越高越不利于出口
美国现在是国债欠债累累，年年借钱，借钱相当于借黄金，越借美元就越走高（因为货币背后是黄金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美元越来越强势，而借钱给美国的国家货币就越来越走弱，换句话说就是贬值，美元却升值
直接后果就是美国出口越来越少，出口越少说明贸易逆差就不断扩大，为了维持国家开支就不得不继续借钱，越借钱，越强势，贸易逆差就越大，这就是美国庞大国债的由来
所以，解决根本问题，就是结束强势，刺激出口。

2. 美联储罕见喊话呼吁新一轮刺激，美元再放水只是时间问题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里面，大洋彼岸的美国除了总统和白宫成员大规模确诊新冠之外，其实还发生了一件对全球资本市场影响巨大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是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所进行的谈判再次被特朗普叫停了。由于刺激方案迟迟未能推出，现在连美联储都已经急了，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本周二也已经站出来呼吁，当前经济前景十分不确定，要尽快确定财政刺激计划。
      新一轮美国财政刺激计划为何让美联储如此紧张？其实它关系到接下来美联储要如何布置货币政策，如果刺激规模继续扩大，美联储货币政策势必延续宽松；如果刺激计划减少，那么美联储有可能选择相对紧缩。
   此外，刺激政策也和赤字紧密相关，直接关系到美国今年创纪录的赤字债务将往哪个方向走。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受新冠疫情冲击以及相关立法出台的影响，美国2020年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3.3万亿美元，是2019年的三倍多，这一数值比3月预估时高出2.2万亿美元。而今年赤字率将达到16.0%，为1945年以来最大的赤字。
   此外，CBO预计2020年公众持有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98%，到2021年将超过100%，2023年将上升至107%，为美国史上最高。
      值得一提的是，自今年上半年疫情期间的财政刺激方案后，新一轮的财政刺激方案至今迟迟未能推出。在大选背景下，这个财政刺激方案更是变成了川普的选举筹码，这已经是我们熟悉的套路了。
   让我们来看看双方提出的刺激方案吧，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总体来说是狮子大张口的一方，最早他们提出了高达3万亿的新版方案，而共和党提出的刺激方案规模仅为1.6万亿美元。讨价还价之后，民主党在援助金额上做出了一定让步，将刺激总额从原来预计的3万亿降至2.2万亿，但特朗普仍然对该计划提出了反对。
   显然，双方之间的分歧仍然有6000亿美元的巨大鸿沟。所以，根据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说法，美国第二轮财政刺激将被延期到大选之后再决定。
   毫无疑问的是，这次的叫停行为使得资本市场上对于新一轮财政刺激计划的期盼再次落空，加上特朗普感染新冠入院的影响，10月份以内估计已经看不到结果了。所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上阵呼吁，这算不算有点皇帝不急大臣急的味道呢？
      事实上，由于疫情尚未受控，缺乏进一步的财政支持将意味着美国四季度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以超乎预期的速度减速。因此，无论美国大选结果如何，新任政府都需要启动刺激政策，而现在拖得越久，后续需要的刺激规模将会越大。
   从经济数据来看，美国9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为66.1万人，这个数字已经相较8月的148.9万人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放缓，同时也逊于此前市场预期的85.7万人；与此同时，至9月26日当周的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83.7万人，这个数字意味着每周有80多万人进入失业状态，而这一数据在疫情前仅为20万人左右；一对比就不难看出，美国经济复苏的力度是后劲不足的。
   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美国第二轮财政刺激政策大概率推出，那就意味着美元再放水只是时间问题，其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为了实施财政刺激政策，美国政府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国债发行。 从 历史 情况看，美国财政赤字/GDP比重与联邦基金利率呈现正相关关系，即美国财政赤字扩大通常伴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
   由于美国赤字水平已经很高，新发行的国债会倾向于更长的周期和更低的利率，这就意味着从长期来看，财政赤字更大幅度的扩大有可能在美元汇率上体现其影响，正如今年5月以来美元大幅走低一样，将进一步推动美元指数走弱；而这也意味着相对应的人民币汇率会继续走强，我们手中的人民币将会越来越金贵！

3. 特朗普的强势美元能走多远

　　即使是头顶重新计票的阴影，特朗普目前依然是法定的美国下届总统，而他即将采取的强势美元政策似乎也已被市场所预期。现在讨论的焦点已由美元的走向，变成了这一轮重新破百的美元指数到底能冲到什么点位。
　　汇率很难测
　　美元指数是一个贸易加权复合汇率。遗憾的是，汇率从来都是理论预测最无效的领域之一。汇率决定理论看似有着严谨的分析，但解释能力却十分低下，每个理论有不同的假设条件，而且往往相互抵触——突出货币是支付和价值储藏手段的利率平价决定理论，主要用于短期预测;突出货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职能的购买力平价决定理论，主要用于长期预测;以及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从货币的角度尝试将上述两者联系在一起，认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因素会影响该国实际汇率，与中期宏观经济均衡相对应的汇率计算方法(尚不能构成决定理论，模型已经默认在长期里一价定律成立)。
　　目前汇率决定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是沿着新凯恩斯的思路给宏观均衡理论提供微观基础，形成了NOEM(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框架和DSGE(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实证主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态度倾向于认定一国汇率有其在某个位置的“规范性”，还因此在上世纪90年代规定了一套用来衡量一国汇率水平是否合理的经济指标。但国际汇率市场上的波动并没有因为上述理论的丰富和规定的出现，而有丝毫的减少，理论和现实各自热闹，各自精彩。
　　既然不能依靠现有理论来计算出美元指数的大体方位，我们可否跳出原来的决定理论框架，仅就目前国际资本流动的格局和其形成的原因来做一个简单分析，并据此大体判断出美元未来的走势呢?
　　美元是世界货币
　　这要从美元的一个其他货币都不具备的属性和职能入手——它是世界货币。虽然从名义上来说，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全球统一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复存在，但其实世界经济已形成了对美元这一国际货币的制度依赖，欧元的诞生并没有动其根本，即便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元在COFER中的比重依然高居不下，甚至有所反弹。“世界货币”这个角度恰恰是上述所有汇率决定理论都没有涉及的。由均衡汇率理论延伸出的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看似与此世界货币论题最为相关，但该理论的主要结论指向对抗美元霸权，而绝不是论证它的合理性。
　　世界货币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当今的国际资本流动大格局，全部是这种货币派生出来的，从而也决定了美国自身目前与全球经济的资本联结方式(图1)。
　　众所周知，美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与黄金等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美国先是以国际援助和国际借贷的方式对外输出了大量资本。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经济内部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开始显现，在实际汇率因国际收支顺差而持续走高的同时，人工成本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人工成本的提升使得美国终于在1971年开始出现经常项目(产品加服务贸易)逆差，而且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下来的财富使得当时的美国国内产业结构，已经按照人民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完成升级。从1965年开始，美国已经形成无论产值和就业都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并一直保持至今。无独有偶，也是在1971年，美国经常项目下的服务出口第一次大于服务进口、出现顺差，跟随国内产业升级脚步的国际经济竞争力蓄势待发，此后一直良性发展，持续保持顺差。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常项目下逆差的出现，一方面是自身成本提高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日本和德国经济在美国的帮助下迅猛发展的结果，史称特里芬难题。自1982年起，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已成为常态，此后除了1990年短暂顺差外，各年全是逆差，而且越来越大。趋于贸易疲态的美国制造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依然存在时，就开始了以绕开贸易壁垒为初始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美元因其出身，在东道国受到热烈欢迎。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环境也迫使美国国内产业资本加速在全球扩张。从上世纪60到7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先后进行了两轮产业转移(金融项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加“国际借贷”)，国际投资理论里的代表性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这种以美国为初始动力的产业转移，进行了刻画和解释。可以说，美元的对外投资活动一手缔造了如今世界生产格局的基础。上世纪70年代也是大量资本出于对双挂钩解体的避险需求，开始以证券投资的方式回流美国的时期。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产业转移告一段落。从1980~1990年十年间，净直接投资基本为负。而此时因为上世纪70年代的滞胀而倒逼(名义利率受Q条例限制，使得实际利率因通胀走高而变为负数)出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却使得美国的债券和证券市场成为全球资本的乐土。至此，美国全面进入吸收国际资本的阶段。
　　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重新开始活跃，到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破裂后更是如此，主要动因是美国服务部类中的个别行业，如信息、通讯和金融等以新经济为依托的优势产业开始了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这一轮转移创造出了新的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形式，并把世界贸易格局由原来的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直接带入了新型的产品内贸易阶段。在借贷、货币等其他金融项目和证券投资方面，美国依然吸引着巨额的流入，因为此时美国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市场已成为全世界资本来分享全世界优秀企业成长的首选地。尽管1999年欧元正式诞生，可事实证明，其并没有对美元形成实质性威胁。
　　美元能走多强
　　以上的脉络回顾，表明了一个事实：目前美国和这个世界的资本联系，完全是美元初始的世界货币优势地位造成的，如今的美国在经常项目项下，为产品贸易提供着巨大的市场(逆差)，而通过服务贸易，又在创造着稳定的顺差;在金融项目项下，为证券投资和货币、信贷等其他资本项目提供着巨大的市场(逆差)，也在进行着新一轮的自主对外直接投资(顺差)。
　　顺差与逆差比起来，普遍不起眼。那么，两个逆差中哪一个更重要?如果我们把美国的经常和资本项目，与金融项目做一对比，就不难发现，经常项目的重要性在2008年前有趋势性下降，金融项目的逆差比例则在不断上升。这表明在全世界投资者眼里，美元是兼具经常项目项下的流通手段和金融项目项下投资功能的货币，而且投资功能日益扩大，不过在金融危机后，经常项目又重现开始变得重要，应该算是一个短期的调整。
　　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逆差的性质完全不同，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在技术一般化后，市场反而成为最主要的因素，是最稀缺的资源，这也是美国的消费一旦萎缩，世界经济就要减缓的根本原因。相应地，金融项目下的资本因其自由流动性，而显得相对不可控一些。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测算，假定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因其一直顺差而有较大的谈判权;在产品贸易领域因其巨大市场而有较大的谈判权;在直接投资领域，美国资本的自由选择权又不容置疑。因此，如果用美国能比较强势有谈判力的资本流动，去比相对来说谈判力弱的资本流动，公式是：产品贸易项下的净值(绝对值)加上服务贸易项下净值，再加上直接投资净值，去对比金融项目下的净值(绝对值)。姑且将之称之为美国的资本控制力，会得到如下结果(图2)。
　　图2表明，2008年以后尽管有几轮QE，但美国对全世界资本的控制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加强。其能力可以媲美1998年东南亚发生危机时全世界资本普遍回流美国的时期。

　　在当前强势美元的预期下，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是必然的。怎么能划定这一轮美元的上涨范围呢?这要参照1998年美国金融市场的容量进行考虑，尽管有资本大量回流，但当时美国标准普尔市盈率受“9·11”事件和LTCM倒闭的影响，降低到大概20~25的水平，美元指数从那时的105涨到了后续的第二高点(2001年的121)，高点时的标准普尔市盈率已达一般认为的标普市盈率警戒线40，网络泡沫应声破裂。现在标普市盈率在25左右，美元指数刚好过百，这和当初的初始条件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的资本控制线不是突然而是慢慢高企的，因此可持续性可能比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还要更好。所以按照资本控制线分析，现在的美元涨到120应在情理之中。
　　目前世界外汇市场上，央行的干预往往通过口头或暗示的方式，以引导市场内的预期为主，因此特朗普只要表明一个强势的决心，已经呼之欲出的强势美元政策就能够自我实现。
　　不过还是有几个因素需要考虑：强势美元将在多大程度上伤害到目前顺差的美国服务贸易?这要通过计算马歇尔-勒纳条件来具体分析;另外回流的美元将如何进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也需要一定的制度创新，以保证美国经济持续增长。